話說東鐵線又壞，而且還選在放工時間，我約了朋友到元朗，在深水埗站起程，但地鐵站卻封了一半的入閘機，排隊等入閘的人自然異常躁底，說著「東鐵線壞關荃灣線叉事？」。朋友在金鐘轉車，來電說要遲到，電話中也傳來人潮在月台上的哀號，好像還聽到人聲當中有「蘇錦樑」三個字。幾經辛苦逼上了西鐵，車上有線新聞，正在播旅發局的林建岳說著不贊成為內地旅客人數設上限，當堂有人罵出聲來。
原來當日唐英年搭一程地鐵去宣佈自己參選特首，在今天看來是體貼民情的表現。由反對陸路入境稅，到針對「反蝗」遊行，由狼英到林鄭到一眾局長，撲出來的效率比處理任何民生問題都要快，港人合上眼也能看出，他們的說話對象並非普羅市民。一部基本法若然認真執行起來，香港人大可立即宣佈此時此刻的特區政府為非法，因為他們出讓自治，是不折不扣的港奸賣港賊。
港奸賣港賊的名銜，在今時今日的網絡世界，常被一些自稱「本土派」的朋友冠予他們口中「左膠」人士，我卻甚少看到用於梁振英、林鄭、民建聯等手握公權力的權貴身上。他們的「賣港」成就，竟一直未成為「本土派」在網上討論的焦點，實在使人疑惑。本文嘗試以不同角度，淺談為何香港正處身於史上自治程度最低的時期，希望能誘發大眾參與討論並敲定港奸的定義。
首先，若將現時的香港特區與港英時期比較，就發現港英時代的自治度比今日為高。這不單體現於當年沒有英國人來香港掃奶粉、走水貨、以及逼爆廣東道，翻開顧汝德的《官商同謀》，他的序章當中，已經列出三個殖民地政府寧願直接損害英國，也不肯犧牲香港利益的例子：
一、在二次大戰之前後，不理會倫敦建議，以加稅來支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開支；
二、 拒絕推行外匯管制來捍衛英鎊匯價，於1967年後更要求倫敦為港府的英鎊儲備提供擔保，此舉普遍被視為導致英鎊區在1972年解體的原因；
三、抗拒倫敦要求限制香港的工業發展，堅持香港自行處理國際貿易談判，做成香港製造商打垮英國紡織業的結果。
書中還揭示在過渡期的最後日子，香港有更多為求本身利益而要英國讓步的事件，大家可以去公立圖書館自行細閱(深水埗個本係我借左，唔好意思)。試問今日的特區，夠膽拒絕北京的指示嗎？
再者，偏偏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中，就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對北京做到搖尾乞憐式的服從。對中國新聞有一點掌握，都知道由溫家寶後期直到現在，也解決不了政令不出的問題。地方諸侯各自因應本省的經濟利益，對中央陽奉陰違。相比之下，香港竟然是中國裡面服從度最高，本土意志最少的政府。
理論上，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，是日本直接軍法統治，談不上「自治」，所以才說當下是香港自治度最低落的時期。說一點題外話，當年漢奸汪精衛治下的日佔地區，地方行政其實也辦得不太差，那時候的適齡學童，如果家長願意，至少可以送去讀日文，不會像現在的香港，連一個幼稚園學位也求不得。
是故，要符合港奸/賣港賊的定義，理應是宣揚並實質做出出讓香港治權之徒。若未達這個定義，只是在網上發表一些像「簡體字也包含中國草書」的議論，就冠以港奸之名，這實在有點混淆視聽，對公眾認識港奸真正禍害未有幫助。就如我不會說參與「反蝗」遊行的人士就是「排外法西斯」，我只會視他們為絕望、缺乏思考能力(暫時或永久)、和有情緒問題的一群人，在今時今日香港的社會環境下，必定會走出這樣的一群人出來。這是一種現象，並不是個別的賢愚所能左右。「主場新聞」有一篇關於《騙海豪情》的影評，說戲中騙子的法則，就是對絕望和心急的人下手，他們最易騙。對於香港這現狀絕望和心急的人大有人在，他們被躲在鍵盤背後的真正排外法西斯，煽動去趕勇武的實事，只是時間問題。社會永遠存在這樣的一批人，就如世界上總有施君龍這些該死但沒有死的人渣，偏偏就在中港矛盾的場景下究結在一起，才產生現在是非曲直看似難以論斷的現象。
人是人，鴉是鴉。黑暗兵法，不如以義導航。導正港奸/賣港賊的用法，也許是導正本土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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