譴責「反蝗」行為 更應嚴懲反日

兩會即將舉行，我很希望註京的記者朋友，能問問那些人大政協委員，是否認同有訪港「同胞」言及「香港沒有內地人的錢，經濟早就垮掉」的看法。(看來只能指望Now、有線和蘋果的朋友。)如果扑咪扑中容永祺之流，應該又有一番香港應該飲水思源的偉論，屆時可以追問：咁日本30多年來對華援助千億人民幣，為何唔見你勸反日示威的內地人飲水思源？

在中國豪客遍及世界的今日，富強的「祖國」竟然還接受跟日本援交(援助外交)。以內地網站「網易新聞」的數據，日本自1979年至今，對華援助總額達2900億人民幣，當中124億人民幣是無償援助；中國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國家，日本也是中國最大的援助國，所佔外援資金總額六成以上。

以有錢便是爺的原則，身為人大政協，好應該呼籲內地民眾包容文化差異，尊重參拜靖國神社和管治尖閣諸島等行為(記得韓寒曾寫過，在網上貼「釣魚台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」和被和諧，但貼「尖閣諸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」卻是可以，可見包容小日本確是內地官方的主旋律)。當年內地各地反日示威，發生許多打砸搶燒等不太文明的行為，雖則當然不及廣東道反蝗遊行那麼嚴重，但既然特區要「依法追究」，港區委員也應該要求跟進當年內地反日遊行人士的法律責任，尤其反蝗港人的手法，明顯是受到內地反日的影響，譬如反日示威者認錯韓資商戶為日資，反蝗港人也認錯韓籍遊客為陸客。反蝗是中港示威行為融合的表現，反蝗港人反日民眾的大中華心理素質如出一轍，如果港區委員要譴責反蝗港人，追根索源，就必須在兩會提案，要求包容日本，嚴懲反日刁民。

認清出賣自治的真‧港奸/賣港賊

話說東鐵線又壞，而且還選在放工時間，我約了朋友到元朗，在深水埗站起程，但地鐵站卻封了一半的入閘機，排隊等入閘的人自然異常躁底，說著「東鐵線壞關荃灣線叉事？」。朋友在金鐘轉車，來電說要遲到，電話中也傳來人潮在月台上的哀號，好像還聽到人聲當中有「蘇錦樑」三個字。幾經辛苦逼上了西鐵，車上有線新聞，正在播旅發局的林建岳說著不贊成為內地旅客人數設上限，當堂有人罵出聲來。

原來當日唐英年搭一程地鐵去宣佈自己參選特首，在今天看來是體貼民情的表現。由反對陸路入境稅，到針對「反蝗」遊行，由狼英到林鄭到一眾局長，撲出來的效率比處理任何民生問題都要快，港人合上眼也能看出，他們的說話對象並非普羅市民。一部基本法若然認真執行起來，香港人大可立即宣佈此時此刻的特區政府為非法，因為他們出讓自治，是不折不扣的港奸賣港賊。

港奸賣港賊的名銜，在今時今日的網絡世界，常被一些自稱「本土派」的朋友冠予他們口中「左膠」人士，我卻甚少看到用於梁振英、林鄭、民建聯等手握公權力的權貴身上。他們的「賣港」成就，竟一直未成為「本土派」在網上討論的焦點，實在使人疑惑。本文嘗試以不同角度，淺談為何香港正處身於史上自治程度最低的時期，希望能誘發大眾參與討論並敲定港奸的定義。

首先，若將現時的香港特區與港英時期比較，就發現港英時代的自治度比今日為高。這不單體現於當年沒有英國人來香港掃奶粉、走水貨、以及逼爆廣東道，翻開顧汝德的《官商同謀》，他的序章當中，已經列出三個殖民地政府寧願直接損害英國，也不肯犧牲香港利益的例子：

一、在二次大戰之前後，不理會倫敦建議，以加稅來支付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開支；

二、 拒絕推行外匯管制來捍衛英鎊匯價，於1967年後更要求倫敦為港府的英鎊儲備提供擔保，此舉普遍被視為導致英鎊區在1972年解體的原因；

三、抗拒倫敦要求限制香港的工業發展，堅持香港自行處理國際貿易談判，做成香港製造商打垮英國紡織業的結果。

書中還揭示在過渡期的最後日子，香港有更多為求本身利益而要英國讓步的事件，大家可以去公立圖書館自行細閱(深水埗個本係我借左，唔好意思)。試問今日的特區，夠膽拒絕北京的指示嗎？

再者，偏偏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中，就只有香港特別行政區，對北京做到搖尾乞憐式的服從。對中國新聞有一點掌握，都知道由溫家寶後期直到現在，也解決不了政令不出的問題。地方諸侯各自因應本省的經濟利益，對中央陽奉陰違。相比之下，香港竟然是中國裡面服從度最高，本土意志最少的政府。

理論上，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，是日本直接軍法統治，談不上「自治」，所以才說當下是香港自治度最低落的時期。說一點題外話，當年漢奸汪精衛治下的日佔地區，地方行政其實也辦得不太差，那時候的適齡學童，如果家長願意，至少可以送去讀日文，不會像現在的香港，連一個幼稚園學位也求不得。

是故，要符合港奸/賣港賊的定義，理應是宣揚並實質做出出讓香港治權之徒。若未達這個定義，只是在網上發表一些像「簡體字也包含中國草書」的議論，就冠以港奸之名，這實在有點混淆視聽，對公眾認識港奸真正禍害未有幫助。就如我不會說參與「反蝗」遊行的人士就是「排外法西斯」，我只會視他們為絕望、缺乏思考能力(暫時或永久)、和有情緒問題的一群人，在今時今日香港的社會環境下，必定會走出這樣的一群人出來。這是一種現象，並不是個別的賢愚所能左右。「主場新聞」有一篇關於《騙海豪情》的影評，說戲中騙子的法則，就是對絕望和心急的人下手，他們最易騙。對於香港這現狀絕望和心急的人大有人在，他們被躲在鍵盤背後的真正排外法西斯，煽動去趕勇武的實事，只是時間問題。社會永遠存在這樣的一批人，就如世界上總有施君龍這些該死但沒有死的人渣，偏偏就在中港矛盾的場景下究結在一起，才產生現在是非曲直看似難以論斷的現象。

人是人，鴉是鴉。黑暗兵法，不如以義導航。導正港奸/賣港賊的用法，也許是導正本土的第一步。

佔領軍營是本土運動的新天

四名「香港人優先」之成員，短短數秒闖入軍營之舉，觀乎網上討論，多視為無謀之舉，但以後果而論，可謂引蛇出洞，將北京弄得毛躁起來，自揭對於三個主張本土意念的組織作出調查和評價，三個組織分別為「香港人優先」、「調理農務蘭花系」及「香港自治運動」(據有線新聞1月3日報導)。

然而，主張「民主、本土、反共」的「熱血公民」，以及開創「香港城邦論」的陳雲根博士，卻未能進入中共監控之列，實在讓人疑惑和惋惜。他們自稱反共，但對於中共忌憚之佔領中環運動，卻採取與大公文匯相同論調，每當向他們垂詢，有何優於佔中的良策，他們則以行動作回應，亦即向梁振英呼喊「落地獄」，可惜此舉成效未彰，未能回答詰問。

可是現在看來，答案已經出現：發起佔領軍營，將是比佔中更能震攝中共的運動核彈。

首先，擅闖軍營之事，的確大大刺激了北京的神經。我如何得知？讓我說一件剛剛發生的事。1月2日晚上，我和兩位相識多年的好友吃飯，其中一位是城中的年輕學者。約9時左右，他的電話響起，我看到來電顯示號碼是+86，他拿起電話也用普通話對答，而對話的大部份，他正正在陳述網絡對擅闖軍營一事的反應。他掛斷電話後，跟我們解釋，他去年有兩次飯局，認識了幾位自稱是來自北京的開明幹部，要聽聽他說香港的真實狀況。飯局是有中間人安排的，飯局上吾友對那些人印象不差，所以留下聯絡電話，但飯局中人直接打來找他，卻是第一次。來電是這樣說：主要是你祝你新年好，但也想想順帶跟你聊聊那個事情......。我得到了朋友的同意，將這件事寫出來，以證明北京至此，真個大為緊張。

再者，擅闖軍營所犯之法，也不過是《公安條例》之「沒有通行證進入軍事禁區」，而佔中所謂的公民抗命，其抗之法也是《公安條例》的「非法集會」，但佔中要數萬人，才有機會造出效果，佔領軍營者只要千人，已夠造成震撼。而且根據「852郵報」查證，《駐軍法》本身沒有任何解放軍可以擅自懲處闖入者的條文，只在第12條提及「軍事禁區的警衛人員有權依法制止擅自進入軍事禁區和破壞、危害軍事設施的行為」，換句話說，千人衝進軍營靜坐，如沒有「破壞、危害軍事設施的行為」，警衛人員依法是無權可用，結果要勞煩香港警方進入軍營執法，無論如何也屬大振本土聲威，羞辱鬼國妖卒的壯舉。

是故，佔領軍營運動較諸佔中，明顯成本細、效率高，而且對市民影響至少，易得大眾支持，卻能展示勇武，大大衝擊中共威權，城邦論者和「熱血公民」，何不立即帶頭領導？如果再邀請支持本土的離地中產留美學者孔誥烽教授舉家參與，連帶美帝也捲入其中，運動對中共的威力，必將以幾何級數提升。真正的本土派，沒有反對佔領軍營之理；佔領軍營運動，將是本土派真偽的試金石，誰不支持，再口說反共，也再不能掩飾，實際是為中共維穩的賣港賊。

恨國恨港人士的被選舉權與投票權

袁國強先生：

本周港特政府宣佈開展政改諮詢，在過去兩天，不同官員在不同場合，都常常提及要落實普選，需要顧及法律及法理等問題。

例如昨日(12月5日)譚志源先生在出席電台節目後發表的「談話」中，提及「要落實普選，必須大家都要有一個共同的法律基礎，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法律基礎，大家很難做到這件事。因為畢竟任何方案，都要用法律的形式制定，既然要以法律的形式制定普選的方案，就必須要依從相關的法律，而相關的法律一定是《基本法》。」

既然閣下現在是以「律政司司長」的頭銜，受公帑豢養，而公眾對於法律問題，一般都認為艱澀難解，所以冒昧致信，希望閣下能透過解答本人問題的機會，教育一下公眾《基本法》及其他關於落實普選的法律及法理問題，使政改諮詢事半功倍。

本人的問題是：我恨現在的香港，更恨現在的中國，但我是香港永久居民，請問我在法理上，有沒有資格參選特首？又有沒有資格在未來普選特首的選舉中投票？

《基本法》第二十六條寫道：「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。」就普選特首而言，所依之法，當是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。現時的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的第14條「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」[註]，已規定了相關的情況，本人並無任何抵觸。然而，林鄭月娥女士卻表明，特首需要「愛國愛港」是非常明顯、「不言而喻」，故此，為符合特首需要「愛國愛港」的要求，在為2017年修訂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時，是否必須要考慮下列技術問題：

一、在條例列明，像本人這樣明顯表明恨港恨國的香港永久居民，會喪失獲提名為特首候選人的資格？

二、又或者通過訂立新法，規定如恨國恨港的香港永久居民取得特首參選表格，即屬刑事罪行？

三、就算本人不參選特首，由於本人恨國恨港，所以在投票時，也將會投票給恨國恨港，或有潛質由愛變恨，乃至賣國賣港的候選人。是故，政府應否進一步立法，將恨國恨港的市民，剔除出選民名冊？

四、最後，本人現在恨國恨港，但不擔保有一天，會忽然愛國愛港起來，假設我能夠當選特首，我在上任那一天，立即愛國愛港也可以，那一條怎樣的法例，一方面可以杜絕恨國恨港人士參選甚至當選特首，又可以保障我忽然愛國的可能性？

五、最後之後，如果上術問題皆不能以立法形式解決，那麼像本人等恨港恨國市民，是否與聲稱「愛國愛港」人士一樣，根據《基本法》第二十六條，平等地享有特首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？

以上一些簡單的法律及法理問題，閣下一定有精準、簡潔、易明的答案，本人與其他恨港恨國的市民，急不及待，願 ‧ 聞 ‧ 其 ‧ 詳。

你的

恨港恨國香港市民



[註]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》14條：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

在不損害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(第541章)第13(1)(c)條的原則下，任何人如有以下情況，即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—
(a) 是行政長官，並且是連續第二屆擔任行政長官；
(b) 是《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條例》(第92章)第2條所界定的司法人員；
(c) 是訂明公職人員；
(d) 根據《破產條例》(第6章)被判定破產，而且並未根據該條例第30A或30B條獲解除破產；
(e) 持有不屬以下證件的護照或相類旅行證件—
(i) 根據《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條例》(第539章)發出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；
(ii) 《入境條例》(第115章)所指的身分證明書；或
(iii) 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部分的主管當局發出，並授權持有人進入中華人民共和國任何部分的任何入境證；
(f)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，但—
(i)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刑罰的其他懲罰；而
(ii) 亦未獲赦免；
(g) 已被裁定犯叛逆罪；
(h) 在提名日期前的5年內曾被裁定犯以下罪行—
(i) 任何罪行(不論是在香港或是在任何其他地方被定罪)，並就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超逾3個月而又不得選擇以罰款代替的監禁(不論是否獲得緩刑)；
(ii) 在違反《選舉(舞弊及非法行為)條例》(第554章)的情況下作出舞弊行為或非法行為；
(iii) 《防止賄賂條例》(第201章)第II部所訂的罪行；或
(iv) 為施行本段而訂立的《選管會規例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；或
(i) 當其時是根據《精神健康條例》(第136章)被裁斷為因精神上無行為能力而無能力處理和管理其財產及事務

無論李飛說什麼 公民提名照堅持

李飛突然訪港，如果將之與剛舉行之三中全會聯繫起來，很容易讓人得出一個結論，即李飛此行是來宣示中共領導層對香港普選的決策。而林鄭亦終於交待政改諮詢將會在下月開始，亦像是梁班子收到中共中央的耳面提命後，終於對諮詢的範圍知所悉從，可以按本子辦事了。

就算沒有上述一系列的分析或揣測，眾多評論業已指出，習近平上台後內地政治氣候已逐步邁向極左路線，在香港的普選問題上也將不會手軟。其實去問任何一個對政治有基本認識的香港人，都會認同共產黨會主動給予特首公民提名的機會等同於零，如果李飛現在代表北京一槌定音，是否繼續爭取公民提名，必定成為分化反對派和佔中運動的導火線。

面對這個形勢，就如標題所言，我認為仍然應該堅持公民提名。

首先，以爭取「泛民」入閘為底線的「泛民」人士，皆以務實作為理由，潛台詞是共產黨不會接受公民提名，但好像很少人指出另一個政治現實，就是反對派在立法會內的否決權，根本並不存在。否決權作為談判籌碼，必須要反對派27人綑綁投票，但一來並沒有任何機制使27人服從紀律，二來經歷2010年政改方案民主黨及民協脫隊之後「泛民」之間已無互信，三來已經有人自行與北京「溝通」，北京要找五票個別擊破，只是時間問題。換句話說，北京根本夠票在立法會內通過任何方案，既是如此，我們討論任何中間方案，也已經沒有意義。如不舉手投降，去選擇抗爭的話，那不計成敗，堅持「理想」中的公民提名，對號召群眾抗爭而言，是最具道德感染力。

再者，既然佔中作為抗爭的目的而非手段，運動應該已最簡單易明的信息去傳播，公民提名「三個字」，當比真‧普聯的ABC學者建議方案更容易為大眾理解。現在去討論各個中間方案，對大眾而言不單信息混亂，反對派之間很容易因為各方案的細節而先吵起來。須知道沒有佔中，或者佔中人少而迅速瓦解，是根本沒有令共產黨讓步的誘因，也就是說，佔中成事，才會有中間方案出現的機會，如何取捨，是那時候的問題，現在去討論火星有沒有水源供人類生存，並沒有任何實質意義。

認識近代歷史的人，都會知道中共每逢談判，總會先定下原則，說那些原則不容談判或討論，要先認同那些原則，其實等同認輸。是故，你慢慢跟共產黨談什麼是提名委員會，什麼是民主程序，只會一再被愚弄。須知道中共從來不是依法治國，今天它說公民提名不符合基本法，但到真的有需要時，它自然也可以將公民提名解釋成符合基本法。我認為以上我所說的，都已經被許多人說過很多遍，並非什麼獨到的見解，但在今日的香港，常識好像已變得稀缺，我祈求盡我所能去整理和表達，尤其是當梁振英不斷掏空社會辯論的內容甚至動機時，我們更加要堅持繼續說理，給我們身邊的人，和香港的下一代。

香港加入中華民國的理據

近日港人在台灣報章登廣告，大公文匯比低級更低級的打手，立即將之扣上「港獨」帽子。莫說主流民意不會相信這種文革式的指控，多得梁振英的「紅」與「黑」治港大法，今時今日講「港獨」，可能更符合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所言的「創新思維」：面對香港社會的文明和法治被蠶食殆盡，而無望透過普選建立具有政治倫理的政府，改易主權就是港人必須思考的命題。

身為中聯辦的宣傳文體部部長，而不知何時也成為樹仁大學客座教授的郝鐵川，上月曾於報章撰文，大言相駭《香港無權獨立行使「民族自決權」》(刊於2013年8月10日《明報》)，卻被知名博客蕭少滔迅即踢爆錯引聯合國文件(見《聯合國怎樣看「自決權」》；2013年8月19日「輔仁媒體」)，郝客座教授致今也沒有撰文反駁，看來是默認錯誤，獻醜不如藏拙。這點自知之明，是當今中共各級幹部當中所罕見的，值得讚賞。

為表示對郝客座的敬意，我就以他的立論為基礎，嘗試提出「創新思維」。郝客座在文章中表示「國際法不承認『民族分離』，根本原因是『分離』與聯合國的宗旨和目的相違背，與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相對立。」總而言之，就是香港不能「分離」祖國。但香港就只有一個「祖國」嗎？香港的主權為何一定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，而不可以是中華民國？

大家不要以為這是天方夜譚。自馬英九於2008年當選，前總理溫家寶已經明確表示，在「九二共識」的基礎上，甚麼也可以談。那麼香港歸入中華民國管轄，為甚麼不能談？中華民國在李登輝主政後，到現在曾作出七次修憲，將有效實施統治的地區，即自由中國地區，定義為臺、澎、金、馬。港人大可要求民國政府再增修憲法，讓香港加入自由中國。香港可是現任民國政府總統的出生地呢，在中華民國之治下建立香港市，可謂順理成章。就算不建市，於中華民國憲政內，縣長也是普選產生的；作為「香港縣」，港人能享有的自主性，也比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區好得多。更重要的是，港人除了可以直選香港市或者香港縣的首長外，還可以直選中華民國的總統？請問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何時可以給港人直選國家主席？

所以敢問郝客座以及張主任，港人為何不可在沒有分裂祖國的前提下，選擇將主權歸於中華民國？難道你們反對「九二共識」？反對包含臺、澎、金、馬的自由中國地區是中國的一部份？我建議我們應該再次在台灣報章登廣告，懇請台灣同胞支持接納香港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，結合力量，對抗大陸化。

帶上護照去佔中

周融連日來為「幫港」而出聲，結果看似為佔中稍提升支持人數，例如他預言佔中發生會使樓價跌兩成，我認識許多三十前後的專業人士，聽完之後都非常雀躍，由觀望變為積極考慮投身佔中運動。周融最近又拋出「佔中發生就離開香港」的論調，也很大程度鼓舞了佔中參與者的士氣。

只是話說回來，就事論事，周融等人之所以要為沉默多數發聲，當是一副共赴港難誠動天地的心腸，卻原來其口中所謂的大難一到即各自飛，留下港人歷劫，那又如何當得起推動沉默大多數發聲的初衷？然則「幫港」的英譯為 Silent Majority Hong Kong，簡稱 SM‧HK，這是否屬西諺云之佛洛依德說漏嘴，反映他們潛意識期許中共跟他們(港人)應存在某種S與M的關係，筆者才疏，未能判斷，看來要請城中才子(如陶傑)好好分析，開我等市民之民智也。

早前國教家長關注組召集人陳惜姿撰文，文章題為〈驪歌再唱〉，指出身邊許多友人，此刻眼見香港前途黯淡，不得不認真考慮移民，上世紀九十年代移民潮之歌看會再次奏起。也許那些港人計劃移民的動機，與周融不盡相同，但客觀效果，也是丟下香港這個死局，讓香港大多數沉默且「貧賤不能移──民」的港人承受。

當然，每個人也有選擇自己安身立命之地的權利，我自己也是當年千萬家庭移民的其中一份子，中學時期被送往加拿大，唱了當地國歌宣誓效忠英女皇，看來我沒有什麼資格指責別人移民的決定。然而，佔中如果發生，我卻會袋好護照走進中環，被捕之時，會立即要求領事館介入，好讓外國勢力積極干預中國內政。相對於退無可退的港人，我這種擁有外國國藉有後路可走少數，是否更應該走出來站在最前，嘗試在挽救這個亂局而獻一點微力？在驪歌再唱的今天，會有多少有外國護照的港人，能與我一起組織「外國公民佔中連隊」，我期待著。